谁有资格领导华教抗争和发展 （答问）

1，为什么说,”华教”要由董总来领导?



从过去的几十年走过的历史看，华教的生存和发展，都是在长期的抗争和建设中发展起来的。在林连玉的年代，以教总为首扛起这面旗帜，带动员整个华社不畏强权，艰苦抗争。在这之后的二、三十年时光，是以董教总搭配领导华社继续抗争建设。此后，当局采取分化政策，逐渐操控公务员身份教师的活动。



眼前，由于客观形势的变的日逐艰难，和董总站在一起的是普罗大众，在董总的续领导下既要抗争也要建设，路途是漫长而且坎坷，这就是历史赋予的任务。


2，“华教大团结”的“表、里、虚、实”辩证?



不团结就是一盘散沙，是极其浅显的道理。华教事业长期面对不公平的待遇，要发展要生存最终只好向当局“抗争”；但，奇怪的是——有一些不参与抗争的人，在抗争刚刚结束时候，马上抓住机会，反而正经八百的对着别人的鼻子，大谈要怎样使“华教大团结”道理，极尽诬蔑的能事，分化华教。这些，披着“团结”外衣，暗地内里搞分裂；所以“团结”是“虚”是假、分裂是真是“实”，必须揭穿识破他们的伎俩。


3，华教“转型”、“开放”…. 尽是绕耳杂音，主要是给自己加分


从3.08到5.05，从经济到政治、从政治到教育、从教育到卫生医疗.......。一切，换上新包装的都贴上“转型”的醒目标签。更加奇妙的是，有些从来并不关心华教的人物，凡是穿上当局天天都在谈“转型”。想想，仍旧处于“风雨飘零”的我国华文教育，只能够在越来越小的寸土上扎根，勉强说得上“有型”，最多也只是雏型。那些东拉西扯的言论是毒素，碰到的话，轻则污染、重则伤害，避之则吉。


4，为生存而“抗争”、更为发展而建设。



为华教的生存和发展而“抗争”，是不得已的“迫切手段”；目的就是为了未来的建设和发展。表面上看，华教已经有生存的空间；其实，从独立57年来却找不到一日安宁，当局错综复杂各种“不利华教法令“一日不改，就没有宁日可言。


5，“救世主”就是依靠普罗大众的支持。



政治人物常说：“争取华教权益，必须有华基政党配合”、“有人在朝好办事”；



曾经掌管霹雳州地方政府事务委员会的拿督李官仁指出：“无论谁成为政府，董联会甚至董总都必须与政府配合，这是確保华教继续在大马走下去及发扬光大的方法，爭取华教受到公平对待。”（中国报——2014/5/2）



自从国家独立以来，华教——作为我国少数族群的母语教育，符合《马来西亚宪法》规定，却从来没有得到合理的公平对待。当有人出来抗争，最初出场的便是政治人物的“劝告和保证”；最令人心痛难忘的教训是当年的华文中学改制，看看今天的国民型中学和当年官员保证的例子：



一九六一年七月三晚，国会议员李三春在马来亚广播电台讲华文教育问题说：



“许多人对于将来之中学制度，有所误解，还有许多人，更大事歪曲事实是这样；将来只有两种中学的存在，其一是全津贴的国民型中学，再次是独立中学，在国民型中学里，主要的教学媒介是官方语文的一种。”



“在我们华人来说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在这种中学里研究华文及中国文学史，至于教授华文之时间及节数有的说只有一百八十分钟，有的说只有五节，也有说可以争取到三分之一。”



“总之，这是一个执行问题，而非政策，我绝对相信，假如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在国民型的中学中，要争取五点钟或六点为华文的教授时间，也并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，同时，教育报告书也指出，我们可以用其他语文来帮忙解释(这当然包括华文在内)。”

（见1961-07-04 星洲日报）



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一日，司法部长梁宇皋，在江沙公民讲座会上的讲话，他说：



“一般人说达立报告书是消灭华校，其实制定之初，我们四位华人内阁部长（陈、谢、翁、梁）在一二八宗备忘录中，集中大众意见，详细研究后，始提呈国会讨论通过，其内容以拉剎报告书为蓝本，是一本最适合多元民族的教育政策。任何人士如果在该报告书中找到消灭华文的意图的话，我梁某可以拿人头保证。”



（见1961-8-13星洲日报）



其实：



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12条第（1）款规定：公共教育机构的行政尤其是有关学生的入学与学费事宜；以及政府对教育机构或学生的拨款，不得以宗教、种族、血统或出生地等为由而对任何公民有所歧视。



宪法第12条第（1）款规定了公民受教育机会（入学）的平等和受教育待遇（征收学费和拨款）的平等。



五十多年前，民众不相信本身的权利能够得到公平的分配，于是“有人在朝”出面保证；五十年后，也同样“有人在朝”出来“开导”和“安抚”：就因为除了宪法之外，还有法令巧妙的钳制着；更可怕的是，执行者的一套行政手段够“阴险”。